临近秋季学期，有媒体报道，某大学要淘汰就业率低的专业。针对这一消息，上海师范大学青年学院青少系主任黄洪基教授提供了一条信息：华东师范大学与纽约大学筹建第一所中外合办大学——上海纽约大学——过程中，中方希望开设金融、法学等热门专业，美方坚持要开设历史、哲学等学科。黄教授评论说，纽约大学是为华尔街服务的，但他们依然认为历史是如此重要——是西方大学学科的基石。

　　我相信，中国的学生、家长，大学的老师与管理者，以及教育部门决策者，对此肯定有点吃惊。尽管中国文化传统一向十分重视历史，但今天，几乎所有人都不觉得历史课是一门重要的学科。

　　这首先是因为，经过大半个世纪的观念和政治冲击，中国人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彻底的物质主义族群。人们判断一个东西价值高低的唯一标准是实惠，实用，也即能够带来物质性好处的能力，其影响极为深远。

　　学生、家长不重视历史，乃是因为大家觉得，学习历史无助于找到好工作。工商管理、法律、会计等课程才可以找到好工作，历史太不实用。是的，实用几乎是学生和家长判断专业好坏的唯一标准。

　　领导们不重视历史，同样是因为物质主义。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合并就是出于实用主义考虑，曾经很不错的综合性大学被拆散成为一所所专科性大学，大量所谓无用专业被裁撤，留下的是一些据说有用的工科、农科等专业。不过，历史学科当时倒是很受重视，因为它同样有实用功能：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然而，80年代之后，历史学的这一功能衰竭，于是，历史学就被抛弃到一边了。

　　美国大学重视历史的帖子发出后，立刻有朋友提出一个问题：中美两国不具有可比性。美国大学生研读历史，因为他们的历史很真实，也很有趣，且能够带来智慧。中国的历史课却不具有这样的效果。

　　这确实是历史课遭到普遍忽视的一大根源。几千年来，历史之所以被人重视，因为人们从中可以得到智慧。研读《尚书》，可以理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圣先王的治国智慧；《左传》《国语》向人们呈现了古典君子文明高雅的生活方式，《国语》简直就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君子教科书；阅读《史记》，可对华夏文明生成的过程，对周秦之变，有一个准确把握。读者也可深入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的心灵，从中体验人性之复杂，人生之丰富。读《汉书》，则可以对秦汉之际的制度变革有一个全面理解。《资治通鉴》通过一个个历史事件，揭示了人与制度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揭示了人在多变甚至残酷的历史过程中，高贵而优雅地生存的智慧。

　　这样的智慧被20世纪的现代历史学驱除了。历史学本来是追求智慧的人文之学，现代历史学却强努着要成为科学。这些历史学家还闹不到一块儿。有一些历史学家忙着考证历史事件之“真相”，为此撰写一篇一篇论文。这些论文、专著，不要说普通人看不懂，不在同一领域的历史学家也相互看不懂——其实，自己究竟在干什么，这些历史学家本人也茫然。

　　这样的历史学毫无意义。有人说，你怎么能够这样说呢？其实，这些历史学家自己就决定否定“意义”。他们从事历史研究，只追求所谓真相，而拒绝阐明意义。你既然不追求意义，你的研究其实也就毫无意义，至少对民众来说。

　　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则是在假装研究历史、写作历史，其实是在借历史写作宣传小册子，哪怕装出大部头的样子。他们用这一个或者那一个所谓的科学规律来考察历史，其实，他们是用历史材料来证明这一个或那一个所谓的科学规律，彼此还吵得一塌糊涂。比如，百年来，一直有人比附欧洲历史，大谈中国的奴隶社会。中国历史上确实一直存在仆隶、奴婢等现象但始终只是局部现象，而不存在什么奴隶制度——今天不也有保姆，甚至有菲佣。还有，历史教科书中所谈的封建社会，跟中国古人所说的封建完全没有关系，甚且完全相反：封建社会开始之时，正是古人所说的封建彻底终结之日。

　　上述两种历史学看起来势同水火，在一点上却是相通的：拒绝意义，不能启人智慧。第一种历史学是自我封闭的，外部世界对它而言根本不存在。第二种历史学则只是把确定的结论告诉读者，其一切论述就是为了证明那几条干巴巴的教条。这样的历史，人们不可能喜欢读。

　　要让大学生喜欢历史，学界就必须改写更张，提供真实而又有趣的历史作品，就要恢复历史学的传统叙事方式，讲故事，讲人物，追求意义，追求“鉴”之智慧。读者从中可以把握历史之大势，可以获得人生之智慧。在这样的作品没有被生产出之前，最明智、也最省事的办法就是辅导大学生们直接阅读《左传》《国语》《史记》《资治通鉴》。在古代，十几岁的孩子就可以阅读这样的著作，不是说，今天的人比古人聪明百倍吗，怎么就不能读？

扩展阅读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