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大陆人士赴台，产生了两岸决策者可能没有料到的结果：大陆人、尤其是精英、又主要是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的认知。

　　我所碰到的几乎所有到台湾旅行过的大陆人士，谈体感受，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这才是中国，台湾社会确实好。”这句话有两个含义：台湾较完整地保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如忠、孝、仁、义。这些传统道德、伦理塑造了一个温良恭谦让的风俗，这种优美风俗令生活于严重焦虑之中的大陆客，倍感温馨。

　　此一台湾现实打破了百年来知识分子塑造的两个迷信：中国传统文化不利于现代化，尤其是不利于民主、法治制度之建立和运转；因此，中国要建立现代制度，先得彻底摧毁传统。知识分子也一直在干这件事。台湾经验实实在在地向知识分子证明，这两个命题是错误而愚蠢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之间没什么冲突，完全可以兼容并相互支持。面对这个事实，有头脑的知识分子都在反思，走出迷信。

　　年轻的韩寒也没有例外，重复了人人经历过的“台湾心理冲击”。在最新发表的文章中，韩寒描述了他在台湾的若干见闻，而后感叹：“我失落在我们的前辈们摧毁了文化，也摧毁了那些传统的美德，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摧毁了信仰和共识。”笔锋一转，他说：“我要感谢香港和台湾，他们庇护了中华的文化，把这个民族美好的习性留了下来，让很多根子里的东西免于浩劫。”

　　这样的感慨，让我眼前一亮。但很多人不爱听，主要是知识分子，包括一位台湾知识分子，廖信忠，他写了一篇文章，观点针锋相对：台湾的好不在于继承了中华文化传统，而在于过去三十年中逐渐建立起来的法治、民主。

　　知识分子如此反应，很正常，现代主流知识分子历来相信，中国传统一片黑暗。批判中国文化，批判儒家，是一种政治正确。凡以最激烈与其批判中国传统的人，总能得到最热烈的喝彩，比如《新青年》时代的陈独秀、胡适、鲁迅，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柏杨等等。凡为中国文化辩护、认为中国文化尚有可取之处的人，总是遭到先进青年和知识分子们的嘲笑、咒骂。在这个问题上，知识分子既没有民主，也没有科学。

　　到90年代，这种迷信有点衰微了。因为，民众对中国传统、对儒家的态度变了，有所亲近。可巧，知识分子找到了另外一个武器：制度决定论——知识分子反对一种决定论，却调入另一种决定论。

　　廖信忠的文章重复了大陆知识分子唠叨了十几年的制度决定论：制度至关重要，制度是决定性的，人们生活于什么样的状态，取决于制度。这里的制度主要指法律、政体。如果制度是法治、民主，那一切皆好。反之，一切皆坏。所以，美国人好，那完全是因为美国的制度好；台湾社会风俗良好，也完全是因为台湾的民主转型，跟中国文化、跟仁、义、礼、智、信的教化没任何关系。用传统文化来解释台湾社会之温良恭谦让，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这些制度决定论者没有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连串自相矛盾之中。

　　向往民主、法治的制度决定论者通常都相信国家-社会两分法，并在此框架中谈论“公民社会”。而只要主张国家-社会两分，就必然承认社会的自主地位。不是说，社会根本不受国家的制度安排之影响，而是说，社会有它自身的存在依据和运作逻辑，政治上的专制或者民主、滥用权力或者法治，可以对社会之存在和运转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不能达到“决定”的地步，即便在最特殊的全能主义国家时代。社会，至少公民社会，是具有自主之存在地位的。

　　然而，制度决定论却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的自主存在：国家的制度安排决定着社会的状态，简直可以说，决定这社会是否存在。也即，根本没有什么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只有国家。国家就是支配性利维坦。

　　在否定了社会的自主性之后，制度决定论者却又高调地主张，公民社会是优良秩序的基础，国家则是迫不得已的恶。因此，人们如果要让国家服务于自己，就必须组成社会，时时刻刻看管住国家。然而，这个社会在哪儿呢？

　　换言之，廖信忠这样的知识分子陷入双重自相矛盾而不自知：他们否定社会的自主性，却又主张社会控制国家。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以陷入这样的自相矛盾，根本原因也许在于，他们被“公民社会”的概念迷惑了：只见“公民”二字，不见“社会”二字。他们想象中看管国家的社会是纯粹的公民，即政治人。人就是政治人。也正因为此，他们才相信，人的价值、行为方式才会被、且仅被法律和政体所塑造的——这样的看法否认了私人生活之正当价值，而这同样与知识分子主张的主流伦理与政治理念相矛盾。

　　只需回到常识，就可避免上述多重自相矛盾：社会与国家是两个事物，在两个层面，不可能有一个决定另一个的关系。社会有其自主的依据，主要是长期积累形成的伦理、惯例等传统规则。当然不能说，两岸风俗之别与法律、政治等领域的制度无关，但文化因素、也即传统保存程度之影响，当更为重要。

　　只需回到常识，就可避免上述多重自相矛盾：社会与国家是两个事物，在两个层面，不可能有一个决定另一个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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