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证亚运会及随后的亚残运会有一个清洁的空气环境，广东省从11月1日开始到12月20日，在省内十一个涉亚城市实施七大项污染减排控制措施。

广东省这样做，完全是按惯例行事。几十年来，但凡有什么重大公共活动，相关地方政府都会出台这类管制措施。对广州来说，亚运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型公共活动，为此采取一些临时管制措施，创造一个比平时优良的空气环境，未尝不可。但是，管制什么？怎么管制？需要思量。

略微观察广东省的管制措施，大约可以区分为三类：第一类，被管制的对象只跟政府有关，这包括，公务车封存30%，城市提高道路、裸露土地喷洒水的频次。这方面的措施不会涉及民众的权利，反而会增加民众的福利，政府当然可以多多地做，只要在涉及财政资源的时候，获得人大批准即可。

第二类包括，未按要求采取相应控制措施及完成限期治理任务的企业，要求其停产。同时，全省将有十五家环保信用红黄牌工业企业或严重污染企业必须实行限产、停产。这样的管制措施是正当的。这些企业本来就属于污染超标企业，即便不开亚运会，似乎就应当停产。反过来恐怕还要追究一下，为什么相关部门以前没有尽到监管责任，听任其在污染超标状态从事生产活动。

第三类涉及民众正当生活和市场交易的自由和权利。这方面的管制措施包括，城区内机动车限行，停止相关城市一切装修、喷漆等民用排放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行为，并禁止烧烤、其他煮食类小摊小贩上街贩卖等。这些管制措施的性质与前两类完全不同，而政府对此并没有特别处理。

民众买车就是为了上街开车办事，每日七天上街行驶，对买车的民众构成了一项权利，限行措施则让民众的这一权利部分地遭到损害。同样，装修、烧烤也是民众正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事这类活动也是民众的权利。现在，政府全面禁止装修，等于剥夺了准备装修或者正在装修的民众的权利。政府禁止烧烤，则是对向来依靠烧烤维持生存的民众权利的严重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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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说，民众的这些权利根本不能被限制。公共秩序的维持在某些情况下必须以限制人的权利为前提，因而，政府确实可以针对这些权利采取必要的管制措施。但是，现代法治精神立刻对实施这方面的管制设定了两个基本原则，原则一：管制措施需要得到有效的授权，一般应当获得民意代表的授权。原则二：因为公共利益，私人权利遭到限制、利益蒙受损害的民众，必须得到政府方面及时而充分的补偿。

用这两个原则衡量，各地为举行大型公共活动而采取的管制措施，普遍缺乏足够的正当性。

这些涉及民众权利的管制措施，通常没有经过让人信赖的授权程序，比如说，由地方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并召开听证会听取公众意见。基本上，各地都是行政部门关门决策，自行制定管制措施。

行政部门自行其是，其实会给自己带来某些麻烦。比如，必然会有一些权利遭到限制的民众心中不服，而将政府的管制令视若罔闻。

坦率地说，民主未必能够做出最好的决策。民主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理性的对话过程。民主是一个辩论、说服的过程，行政部门说服民众，多数人说服少数人，少数人提出辩解，政府再做出答辩，旁观者则提供折中的方案，如此循环往复。透过这样一个过程，具有不同诉求的人们将会相互妥协。即便权利将要被限制、剥夺的人，也会在这一过程中，对最终的决策表示同意，他们完全有可能被说服。这样的过程将赋予政府不得不实施的管制措施以足够正当性。

当然，即便某些人同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实施管制的政府也应当给予他们以适当补偿，尤其当管制措施维持较长时间、民众权益受到严重影响的时候。在这一点上，北京市倒做得比较周到，政府为奥运会召开而实行单双号限行，作为对民众的补偿，政府减免了车辆的当年部分养路费。

目前各地实施这类措施，都没有考虑补偿的问题。比如广东，民众倒是可以推迟装修计划。但有些民众一直依靠烧烤、街头煮食类摊点维持生计，政府实施管制措施，他们将会丧失收入来源。运动会是给世人带来快乐的，如果哪怕只有一个民众因为亚运会而丧失生计，那也是对亚运会形象的莫大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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