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走出厦门飞机场，车行驶30分钟，在夜色里，越来越偏僻的公路与稀稀疏疏归家的牛羊，让人感觉已经彻底得到了农村，但是，再过15分钟之后，远远地就可以看见山腰里一座像东方明珠似的高悬空中的灯塔，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忽然升起，在那位于江阴东部的华西村，不是在走过20公里之后，也远远地就可以看见一座宝塔吗，那是华西村的标志性建筑。与那个“天下第一村”相比较，这个位于福建的“厦门第一村”似乎更偏僻了一些。但是，围绕着这些一代农民英雄式的企业家，却似乎各有千秋。

　　禹作敏的大邱庄已经渐渐地从人们的视线当中消失掉，吴仁宝的华西村也已经发展到了绅士农民的第二代，虽然有外界的种种非议，但华西村民却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要能领导着我们发家致富，为什么就不可以是吴仁宝的儿子，“内举不避亲”的吴仁宝并没有因为把儿子推到自己的位置而受到更大的内部阻力。

　　南塘村在1985年的时候是一个不通路、不通电的偏远的一个山村。18年后，一个高中生以企业家的身份把一个名字——银鹭从1.8万元发展到了净资产80个亿，年销售额20亿元；还是这个高中生又以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把60多户，276口人的南塘村变为家家别墅的厦门第一村。与前者不同的是，他更以企业家的身份，而不是村支部书记的身份出名。

　　从零开始的银鹭集团执行总裁陈清渊从一开始并不是单枪匹马，到今天他也不是孤家寡人，兄弟五个，除了老三因病去世之外，老大陈清水现任这个企业的总裁，老四陈树林担任集团采购部经理，老五陈场担任储运部经理。兄弟齐心，其力断金。18年的时间，身兼民营企业家与村党支部书记的陈清渊是如何把一种农村资源转化为资产？又是如何有效地处理了政治与企业家身份的交错？在越来越多的企业面临开疆拓土的时刻，又应该如何有效地维护好与周围的生态关系，从而相处平衡？在大邱庄离开了禹作敏之后的第10年，在吴仁宝刚刚把权杖交给自己的四儿子的2003年，推动着厦门第一村发展的银鹭集团，作为一个真正的民营企业，除了以一个企业的规律在运作之外，还在计划着运作一个把“厦门第一村”变为“厦门第一农民城”的计划，这与大邱庄、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占90%不同，其发展的心劲也不同，虽然，他们三个村支部书记都还一直保持着农民的户口，但不可否认，陈清渊的18年提供了一个有别于吴仁宝、禹作敏的范本。

企业与村子，首先是一个生态化的存在　

　　张韬：银鹭集团从当年的6个人集资1.8万元发展到今天，18年的发展过程当中，经历了多次的合资、合作的过程，从罐头厂，到八宝粥厂、到饮料厂、到今天的蔬菜饮料、以及下一步的将要进入的建材行业、房地产行业等；在多年的发展当中，银鹭集团与新加坡、台湾的资金所进行的合作最为成功，并也因此获得了海外资金的承认，在当时，作为一个规模比较小且又处于偏僻山村的一个小企业，这种合作说明了什么？

　　陈清渊（以下简称陈）：我们创办企业的时候，当时是没有水，自己挖井，也没有路，自己开，我们办厂从第一年到第五年是没有电话的，你也知道，当今如果没有通信会怎么样？但我们最初的五年就是没有通信，没有电话，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要办起一个企业，首先就要靠周边的人来支持，为什么要支持你，就是你所坚持的一个理念。

　　我高中毕业以后回到这个村庄，我们当时是全村最穷的一个组，也是打光棍最多的一个组，我当时我许了一个愿，要有一天我们能出人头地，就一定要把全村的村民都带起来，这个信念成就了今天的“厦门第一村”。

　　办厂的时候，我有六个股东，每个人出3000元，只有18000元钱的资本怎么办厂呢？所以我认为诚信就是我们的本钱。什么是诚信呢？当时来说就是乡亲们看着这个高中生有闯劲，并且，兄弟也多，祖祖辈辈的又住在这个村子，知根知低。

　　发展到1990年的时候。新加坡的一位爱国华侨过来了，实际上这也与厦门的地理位置有关系，海外侨胞多一些，桑梓情深，于是，他拿出了20万美金，注入了我们这个企业。现在他的鼓动增至几百倍。

　　我们第二个合作股东是厦门外贸粮油进出口公司，这个公司同样一个模式投了八个厂在全国，同时，对我们银鹭也投了50万，其他厂最少都是100万以上，最多的是六七百万，八个项目，全部亏完，大部分都被人家吃掉，我只有银鹭让他的资本滚动到几千万。

 

　　我们有好多机会可以吃下这些，但我们没有动，我们就是要对股东负责任，诚信经营，我认为银鹭之所以能发展的关键就是：第一，走了共同富裕的道路，第二，坚持了诚信共赢。也正是这一点同时保证了我所在的南塘村成为厦门第一村。

　　张韬：既然谈到了南塘村，就这个村子来说，现在的银鹭开发园区占地数千亩，并且也基本上用的是南塘村的土地。目前相当多的企业在征用土地上都仅仅是行使其企业行为，在如何照顾被征用者的经济利益方面，一直是企业的短板，但也正是在这个短板上，银鹭取得了与农民的双赢，并打造出了“厦门第一村”。事实上，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及西部都存在这个问题，企业要发展，但企业不是一个单独的存在，在这个过程中被企业侵占了利益的农民怎么办？企业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处理？银鹭集团在发展中虽然占用了大部分是村里的土地，但南塘村却也因此成为厦门第一村，并保持了与大邱庄、华西村不同的发展模式，你是如何做到双赢的？

　　陈：这个问题我很感兴趣，记得有一次在北京，我也是中国小康研究会二十个成员村之一，在北京韩村河开会的时候，媒体也追着提问这个问题，这牵扯到中国的“三农”问题，我现在的身份还是农民，我也一直以这个身份参加政治活动，政府也给了我很多的荣誉。我是福建省九届党代会的代表，也是厦门市九届候补委员之一，我是以农民身份来参加这些政治活动，所以我在很多场合里面，我都以农民的角度来说话。

　　我现在身份还是南塘村党总支的书记，是中国农村最基层的小书记，这方面农村工作，说句实在话，我也很熟。

　　我们谈谈南塘的这个模式，南塘这个村是1993年才成立的，原来是个村民小组，南塘能够发展起来？关键是土地的流转，从而能够把荒地变成黄金，这个就是南塘发展最好的一个经验。为什么周边的农村还是那么穷，这就讲到一个对土地的态度：我要征隔壁的一个村，这个村人口比我们少一点，规模比我们小一点，他农民怎么说呢？“我们这辈子没有能力办厂，也许我们下一辈子，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办厂，所以，我们的土地还是应该留下来”。这就是中国农民最典型的传统观念。那么南塘却正是因为打破了这个观念，南塘才富起来。他们的地点在我们前面靠公路旁，他们还是那么穷。

　　18年的奋斗，我们人口占全镇1/142，经济总量却超过全镇的50％，为什么南塘整个村子在企业的带动下能够发展起来？首先就是在企业还没有受益的条件下，我们先保证农民的利益，这个是我想的第一点，我们也做的最好。你征了很多田，承诺说等企业赚了钱之后再给农民，农民没有这么长远的眼光，农民毕竟是农民，他很实在，他们不看白条，只看现金与可变的现实。

　　当然，这个过程是需要培训的，是对农民培训。我记我们在征地的时候，我跟我哥哥，平均三天开一次农民的会议，户主会，为什么开这个会议呢？因为我们办了企业，我们要走出南塘村，要走出厦门，我们见识多了，我们知识广了，我们就来告诉我们的农民。

　　张韬：你刚才说，在企业利益不是很非常好的情况下，保证农民的利益，能详细的说一下，企业应该您怎么保证农民的利益？

　　陈：我的做法是这样子，第一阶段，我先算了一笔帐给农民听，按照南塘原有200多亩地的旱地来算，农民收入扣了成本以后，纯收入每亩地不会超过300元，所以，在第一个阶段，我们以乡镇企业的名义集体征地，一亩地给农民1500元，当然，除了这1500元，有些农民的心可能有些很大，刚刚讲了你都不知道农民心大到什么程度，你就是给他一万元，有的人还不满足，所以我们这1500元怎么让他满足，我有个条件，我一亩给你们1500，你们认为少的话，那哪一户不满足，我就通过我周边的一个村，租一亩地，让你种，而且这一亩地，比原来这亩地的耕地的质量还要好，我租一亩地，让你来耕种。这个矛盾就没有了。

　　因此，农民的利益就保证了，并且这1500元拿到手之后，你还可以到工厂来就业，我们保证就业。所以在南塘从90年到96年这个阶段，最少人均年收入4000元。

　　除此之外，对于本村人，我原则上不欢迎南塘人都是打工仔，我欢迎大家都是老板，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向全国各地招聘，但南塘只要有能力的，我就让你当老板，如运输业的老板，从事第三产业的老板，建筑工程的老板，供应原物材料的给银鹭生产的老板。这方面的人有能力的，就当老板。第二方面的人，有一些管理能力的，就到银鹭来做管理层的干部。没有能力的一些家庭主妇，就负责村里的公共卫生，一个月300元的工资，就此保证了100％农民的利益，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我们的企业扩大了，我们征地又扩大了。因此，台湾老板来的时候，我说我是以村干部的身份来跟你谈判，我第一要保证我这边农民的利益。所以当时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要求当时台湾人，每亩地要保证3000元块给农民，所以，第二个阶段农民差不多达到6000—8000元人均收入。

　　到了现阶段，南塘不是1.8平方公里的概念，我们像华西村一样，我们把周边的一个村800亩买过来了，所以南塘现在已经在扩大了，扩大了以后，我们的概念，就是到2010年，要达到工业城镇的水平，这个时候我就把农民的身份也改变了，所以，你现在可以想象，南塘赚的钱，已经超过一个城市人在拿工资的收入水平。

村子转型之先，企业首先要转型

　　张韬：南塘村要发展为一个工业化的城镇的前提，首先是这个村子的发动机——银鹭的发展能保持更快的速度，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银鹭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罐头产业、八宝粥等产品都似乎不具备更大的增长性，同时，银鹭进入的饮料行业也是群雄环伺。创业难，守成更难，但今天的银鹭不仅仅是守成的问题，还面临着一系列的第二次创业的问题，这些问题，大邱庄已经在试探着度过，吴仁宝则把希望寄托在了儿子的身上，陈总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陈：从1985年到2000年的15年当中，我们就按照企业当时的成熟度，逐步提出了三大战略。人才战略、科技战略，名牌战略。我想这三个战略，可能很多人都会提，但是我的这个提法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如果我18年前，提出这个三大战略，都是一句空话，看看我们的位置就知道了。不要说凤凰，野鸡在当时也不来。

　　2000年之前，我们有钱也请不进人才。他们不会到乡村这边，你一个月给他再多钱，他也不一定会到这边来，人才有许多需求，文化氛围，企业工作环境等等，以前我们无法提供。所以我们在2000年才提出三大战略，因为我们条件已经成熟了，当时我跟政府一些领导开玩笑，在我们这条路没有开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客户，第一次到厦门，下了飞机很感慨，厦门毕竟是一个经济特区，飞机场很漂亮，走出了厦门岛，走出了“同济”还行，走到了同安还像一个小城镇，从同安出来，他们说也许我们今天会上当受骗，为什么？同安过来就是典型的农村了。一走到银鹭进来，他们说喘了个大气说，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就是这个条件。

　　我经常说，青岛五个名牌，超过内地的五套班子。我认为一个名牌，可以养活一个地区，可以支撑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我们从一个八宝粥，从一个很小，自己研发的水平，到目前中国的粥王，今天我可以很大方的说，我们是中国八宝粥产销量最大的厂家。这些都来自于我们的人才，没有这些人才，就没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结果。

　　科技，可能很多人不会想象到，全世界饮料行业最尖端的设备，就在银鹭诞生，这条可以说，我今天很夸张的讲，在中国还没有第二条，先进程度还没有第二条。这次可口可乐公司，我们让他们来验收，他们都很感叹。昨天日本人又来看了，他们说没想到，世界最尖端的技术都在银鹭。这靠什么，靠人才，人才来了之后呢？又促进了技术的提升，于是一个“人才——技术——应用——创新——人才”的文化氛围也就建了起来，这种氛围在我这里不仅仅是企业氛围，它也间接的成为南塘村的氛围。这种全民意识的变化将逐渐地使企业与村子的向城镇化方向转变。

 

企业与村子，有时候党政不分也是好事

　　张韬：您有好几种身份，从南塘村的角度来看，你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从银鹭集团来看，你又是这个集团的执行总裁，公司创始人。在书记与企业家的角色转换上，一边是不可侵犯的集体财产，一边是不断发展壮大的个人资产，并且，在企业里边，还存在着兄弟一起执政的家族企业气氛，在这种纵横交错的关系里边，怎样才能取得相对的平衡呢？

　　陈：中央党校曾经专门调研这个问题，这点也是我们南塘村跟银鹭的特色，我就讲我如何平衡企业与村集体经济的利益。我说一下1985年办厂的那一年，那时也恰好是我被任命为当时村民小组长的那一年，1993年， 8年发展之后，我们南塘村成了独立的行政村，那时，我一身又是书记，又是村主任，也是总经理，有点党政不分了。这个党政不分，我想每个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可能当时正是由于党政不分，让南塘人受益了。

　　我谈到我哥哥陈清水，陈清水在当时他完全可以任村的主任，而且他威信相当高，所有村民如果投票，100％都让他当，他不当，为什么，人家会联想到我们兄弟，是个家族。

　　银鹭是我的事业，南塘也是我的事业，这个利益关系怎么平衡呢？当时如果不是组织上的要求，让我当这个书记，我是绝对不会当的。

　　当时我是南塘第一个文化水平最高的，叫土状元，当这个支部书记，说实话对我来讲是非常苦的，1985年的时候，南塘当时的经济，集体收入，几乎是零。我们从1985年到1996年，银鹭集团给南塘村的资金最少是300万，并且是无偿的。为什么呢？就是要与这个村子共同富裕，如果不把南塘村带起来，这个企业是不可能发展的，一个企业的周边环境有的时候就是能够决定一个企业的生死，所以我南塘村的发展也视为是我的事业。

　　在这一点上，国内有好多企业没有想到这一点，在做企业的时候杀鸡取卵，轻则搞得天怒人怨，重则关门破产。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必须承担起一些责任，这是做大企业的根本。这一点广东的一些区域性板块企业就做得不是很不到位。这也就间接地影响了企业的规模化发展。

　　张韬：刚才你也谈到，企业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成为引进人才的瓶颈，但是，银鹭集团要发展，就必然存在着企业的老板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从所有权到经营权的分离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为企业进入良性的制度建设奠定基础。在这个问题上，你刚才谈到了党政不分的问题，那么在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上，银鹭集团是不是也是这样考虑的？

　　陈：恰恰相反，那只能代表一个阶段。我们现在恰好在忙着转轨，我也正在思考如何才能从家族，或者从原来的股东经营中退出来，从而让更多的职业经理人进入我们的领导层，甚至让他们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

　　谈到这个，我想谈一下中国的外部环境。在国外学习的时候，我看到国外的职业经理人，比较专业，职业道德也比较好。我想国内民营企业面临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一个银鹭，它将成为今后众多的民营企业要发展的一个瓶颈。为什么呢？我们现在中国缺乏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很多民营企业不敢放权，但不放权企业就很难做大，因为单靠企业家自己是忙不过来的，这是企业发展的一个瓶颈。这个瓶颈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要太急着去砸碎。

　　我们现在很多重要的岗位，已经在摸索着让外来的人才来做，我们这些股东也准备在适当的时候退居二线，并从一个新的高度上来监督管理，也方便制定企业的大政发展战略，这就是目前我们正在整合的。这个事情急不来。党政不分不是好事，两权不能分离也不是好事，但太急着区去分离也同样不是好事。农村的事情有它的规律，企业的发展也有它的规律，在这个两个规律的结合点上去做，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华西村的吴仁宝也许就是在等着这样的一个结合点。

 

企业不仅仅要先学会吃螃蟹

　　张韬：银鹭目前的有相当多的产品系列，现在又独辟蹊径开发了番茄有益饮料，在饮料行业，任何一种新产品在开发出来后，都将面临着一窝蜂地跟进现象，对于立志要做饮料大户的银鹭来说，有没有什么好的措施来加以防范？

　　陈：我们这个行业，最痛苦的是先吃螃蟹的人。所谓先吃螃蟹的人，就是你开发产品，然而最后的受益的却是追随者。

　　当然，我们也要有反制之道，我们独家推出了银鹭八宝粥，我们也推出了一个银鹭花生奶，这都是中国首创，也是饮料中最成功的一个产品，至于其他的，我们也做追随者。但是，我们银鹭发展到现在，在某些方面我们就应该成为某些产品的领导品牌，这也是一个企业做到一定程度之后的必然选择。因此，我们在今年与新疆屯河的西红柿签订了供应协议，并首先推出了番茄有益。

　　张韬：既然是一个首推产品，就应该唯恐天下人不知才好，为什么，在市场的营销方面，银鹭却仅仅选择了福建与广东两个区域市场，而没有大幅度的在全国铺开？

　　陈：我为什么要把福建以及广东当成重点推广市场？第一、福建是我的家门口，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不能把这个产品先从别的省先去推，从自然条件，从品牌形象，从运输半径，从管理各方面，是最优势的，这是我的本地。如果说银鹭不容置疑的，是福建最大的饮料厂，那么我就更应该要领导品牌第一，在福建首当其冲，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我为什么先考虑在广东，广东有8000多万人口，而且广东经济是沿海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光广州有200多万外来人口，而且这200多万都是我的直接消费群体，还有一个，这个地方刚好是在我们运输半径的范围内，随着饮料行业竞争的加剧，如果运输半径越长，我们的竞争条件就越差，比如说我现在一箱饮料，曾经有个经销商怎么跟我说的，“陈总，我们新疆很口渴，大家都很希望有银鹭的水卖，但我们买不到。”但我做不做呢？我肯定不做。为什么？鞭长莫及，近水救不了远火，他那边有产品需求，我们用火车皮发到那边就需要八天的时间，而且一箱水，拉到新疆就要七元的运费，如果把七元的一半当成是我们的利润，我们饮料就发财了。

明星对产品、对南塘村都是一种策略

　　张韬：福建的企业好现有一种明星情结，在泉州，几乎是千家企业千家明星，在银鹭的流水线上，我们也看到，数不清的舒琪与陈晓东、高圆圆从高温锅炉里边新鲜上架。我们当然不是否定这种明星效应，但是如此多的企业、以及如此多的明星打包出炉，甚至一个品牌就用到了两三个明星，对于企业的销售以及品牌建设来说，您认为是有效的吗？特别是在这个产品的背后还有一个“厦门第一村”的概念！

　　陈：对于利用明星作为产品的代言人，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作为一个企业请明星代言人，是一种营销手段，我认为这就是个营销手段。并没有什么别的目的。就像曾经有一阵子，中国很多产品都请明星来做代言人，这个我想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潮流。因为中国市场经济既然还处在初步阶段，那么在整个市场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所有的企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是允许的。市场上什么花样都会有，只要能够抓到消费者能够认准他的产品，只要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什么手段都可以做。

　　这也是中国的一种现象，为什么在欧洲国家，发达地区，没有这种现象，他消费者已经理智了，中国的消费者还不理智，是一种追随，赶时髦，赶时尚，比如说现在我们当时请舒琪做代言人，很多年轻人就说，他讲到舒琪，就讲到银鹭，我们利用名人跟产品来带动这个品牌，速度会更快。那在这个发展阶段，我认为适应中国市场的现象，如果中国市场，今后还有这种需要，我想我们也会继续延续下去。

　　如果市场对这个时尚，对这种追随，对这种概念已经淡薄了，我们也会跟着淡薄，我认为是市场引导我们，而不是我们来引导市场。这一点在管理企业是这样，管理这个“厦门第一村”也是这样，一切都要让市场引导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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