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美国人对权力极差的接受程度又较低，不喜欢群体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状况。这种对权威的相对漠视使得他们在决策时，追求一种公平的表达机会，有比较强烈的决策参与愿望，成员之间事实上是一种竞争性的关系。这种状况一方面会增加决策中的观点冲突现象，另一方面会降低群体成员间的和谐度。

　　综合以上，本文认为，在群体凝聚力(基于人际吸引和群体身份吸引)方面，以高个人主义、低权力极差接受度为特征的美国文化所影响下的群体，和集体主义、高权力极差接受程度的日本文化背景下的群体相比要低，而中国则介于两者之间。

　　(二)对群体领导方式的影响

　　从概念上讲，领导者的行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行为主体(领导者)，行为客体(下属)，行为背景(组织)与行为内容(领导行为)。文化对领导行为的一般影响并不直接表现，而是经常反映在组织行为及管理实践中。文化直接影响着领导者、员工和管理职能，并通过它们间接影响组织。下面本文将主要研究文化对领导者以及领导职能的影响，还是以中、日、美三国的比较为例。

　　美国的领导是一种相对比较“独裁”的风格。领导者作为群体的首脑，常常采用一种直接的、强有力的、坚定的和明确的方式来进行面对面的、自上而下的领导与沟通方式。由于个人主义的影响，在群体中经常会由于观念的差别而出现面对面的对抗，致使个体主义成为合作的障碍。而日本的领导相对于美国来说，是一种更加平等的、家长式的、避免对抗的风格。这种情形下的领导，会在群体中造成一种相对和谐、公平的氛围。但有时会因为过分强调和谐而产生一些含糊不清、责任不明。中国的领导风格与日本的比较相近，但是领导在群体中权威又相对较高，领导方式也更直接一些。

　　前面曾提到，对组织中的领导方式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权力极差的接受程度”。个人主义盛行的国家，其组织中的群体领导方式建立在个人利益与控制基础之上，领导为了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常常会借助于一些直接和强有力的方式来控制局势、掌握主动。同时，低的权力极差接受程度和个体之间相对的观念独立，又会造成成员在这种领导方式下更加激烈的面对面冲突和对抗。

　　综合上述，本文认为，在领导风格方面，以高个人主义和低权力极差接受度为特征的美国群体更容易出现喜欢控制、命令和引导的领导风格。日本群体中的领导则是相对温和、暧昧和更加公平的风格。中国的群体领导风格则是二者的一个近似折衷，虽然强调和谐和情感关系，但是还是倾向于直接的和命令式的方式。

　　(三)对群体感受到的外部压力的影响

　　当群体面对外部的威胁时，不确定性规避的程度将反映对这种威胁所带来的压力的承受度。不确定性规避程度高的群体，面对外部威胁时感受的压力大，因而由此带来的情绪紧张和焦虑也会相应地增大。相反，不确定性规避程度低的群体在面对外部威胁时，感受到的压力要相对小一些。

　　前面提到，美国文化中的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较低，即在面对外部威胁时，美国人更愿意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迎接而不是回避。相反，日本和中国的文化中对不确定性规避程度相对较高，在遇到外部威胁时，更愿意以一种稳妥的、安全的方式来解决，如果能够回避，则会尽量地回避。

　　因此，本文认为，在面对外部威胁时所感受到的压力方面，美国群体较小，而日本和中国群体则相对较大。

　　(四)对群体思维的影响

　　由于这三个群体思维的前提条件对群体思维的发生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群体思维的发生倾向是不同的。总体来讲，美国的决策群体是低凝聚力的、具有命令式领导的，并在外部威胁下感受到较低的压力。日本的决策群体则是高凝聚力的、具有公平式领导风格的，并在外部威胁下感受到很高的压力。中国的决策群体是中等凝聚力的，具有命令式和注重情感关系相结合的领导方式，并在外部威胁下感受到较高的压力。

　　如果单以凝聚力为据来判断这三种文化下的群体思维倾向的话，则日本的倾向最高，美国最低。不过，现有的群体思维研究表明，群体凝聚力仅仅是引发群体思维的一个必要条件，它还需要和其他的前提条件相互作用才能够引起群体思维。如果再考虑其他的两个条件(即领导方式和外部压力)，则很难分出不同文化下的群体思维倾向的高低，因为尽管美国的决策群体凝聚力较低，面对外部威胁时的压力也较小，但是其领导方式又比较容易引起群体思维。日本的决策群体虽然凝聚力很高，面对外部威胁时的压力也很大，但是其领导方式却又可以防止群体思维的发生。中国的决策群体虽然在外部威胁下的压力较大，但是其凝聚力和领导方式又相对处在中间的位置。

　　所以，在本文目前的研究基础上，可以肯定的是群体思维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都可能发生，但是发生的倾向大小尚无法确定。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引起这方面的研究兴趣，至于更精确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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