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认为，提高认知能力的基础是“虚壹而静”。首先是虚心，排除各种已有知识和经验带来的成见，防范观于一隅不知全局的偏见；其次是专注，避免兼知的干扰（荀子把专注称为“壹”，并解释说：“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即不能以另外的认知干扰正在进行的认知）；再次是静心，排除心猿意马的烦乱。做到这三点，就可以解蔽。“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能够如此认知，就可“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解蔽》），哪里还会有蔽？

“虚壹而静”是为了掌握“道”，所以并不排斥经验，恰恰相反，解蔽立足于经验知识的不断丰富。排斥成见和偏见不等于排斥经验。经验如果不符合“道”，就是成见和偏见，一旦合于“道”，就不再带有成见和偏见。例如，从山上看远处的牛比近处的羊还小，但人不会把牛当作羊去牵；从山下看高处的大树比筷子还短，但需要筷子的人不会上山去折大树。人们的经验知识，会帮助人从具体事物中归纳出“道”，即后人所谓“格物致知”。所以，荀子特别强调经验知识的积累，在《劝学》中对此多有论述。但是荀子也强调，如果只有经验积累而上升不到知道层次，多学也无益。学习的终极目标，就是掌握圣王之道。“析辞而为察，言物而为辨，君子贱之。博闻强志，不合王制，君子贱之。”（《解蔽》）

从经验论和圣王之道的关系来看，荀子对职业分工和管理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论证。他把人的能力分为精于物者和精于道者，“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从职业分工的角度看，必须精于物才可有成就。“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者，壹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于射；奚仲作车，乘杜作乘马，而造父精于御。自古及今，未尝有两而能精者也。”（《解蔽》）所以，管理应当界定、维护并发展这种职业分工。但是，管理活动本身却要超越职业分工，仅仅具备职业优势并不能成为好的管理者。“农精于田而不可以为田师，贾精于市而不可以为市师，工精于器而不可以为器师。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于道者也。”（同上）管理者也要“壹”，但不是壹于物而是壹于道。“故君子壹于道，而以赞稽物。壹于道则正，以赞稽物则察；以正志行察论，则万物官矣。”（同上）

荀子的解蔽思想，同他的劝学思想配合，对管理决策有着重要意义。从古到今，管理决策的共同难题就是信息屏蔽和价值扭曲。荀子的思想对于消解信息屏蔽、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副作用、矫正因经验性偏见带来的决策偏差，至今仍有参考意义。也许有人认为，荀子的解蔽，主要价值体现在认识论方面，现实中的管理者不需要那么深厚的哲学功底。这种观点，本质上就是对哲学的一种偏见。如果我们把哲学中浮云蔽日的教条撇开，回归哲学“爱智慧”的本意，就不难发现，优秀的管理者，个个都是行动中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素养不是表现为书斋里的演绎辨析，而是表现为行为中的身体力行。荀子的解蔽思想，正是对西蒙“犹豫—抉择”行为模式的古代经验描述。

但是，荀子的解蔽思想毕竟是两千年前的思想，它具有历史的局限。在荀子的年代，人们不可能认识到真理的过程性，所以荀子认为人们可以掌握终极真理，可以达到圣王级别。一旦达到圣王级别，也就走到了认识事物的终端，学就可以“止”，而行为也“足以为天下极”。由此，他走上了倡导思想大一统的道路。荀子对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的学者，除了孔子以外没有不进行批判的。在他的《解蔽》中，对治理国家的所举例子中，蔽与不蔽的人物还大体相当，而学者所举的例子中，人数比例极不相称，几乎所有学者都被荀子列到了“蔽”的行列，只有孔子是唯一没有蔽塞的例外。孔子“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此不蔽之福也”。因而他要求其他学者都要向孔子靠拢，否则就是“乱世奸人”。当代的管理，行动上需要一致，但思想上却不需要统一。从自由思想到团队行为，存在着异见和共识的关系。荀子的解蔽思想，有利于达成共识，却可能扼杀异见（孔子杀少正卯的故事，正是从荀子这里传开的，似乎可以作为荀子对异端思想深恶痛绝的例证）。所以，荀子的管理思想，是向管制发展的套路而不是向创新发展的新路，这正是他比孔孟更现实的一种表现。沿着荀子的道路走下去，会在具体的决策事项中重视解蔽，防范偏差，而在社会管理的总体思路中却会带来更大的蔽塞，所谓“道”与承载“道”的圣王，本身就会变成蔽塞。正是荀子的这种思路，使本属诸子的儒家思想开始上升为引领后代学界的“经”，不再容忍批评和质疑，直到近代提出“六经皆史”，胡适把孔子作为先秦学者中平常的一员对待，才使这种圣王之蔽开始了新的消解过程。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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