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中华老字号都是一个品牌奇迹，狗不理有150多年的历史，同仁堂的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京城最老的老字号鹤年堂的历史超过600年，今天他们不单单是品牌，更多是一种文化，但当我们提起这些品牌，最津津乐道的还是那些为人熟知的动人故事。

大宅门里读懂同仁堂

少年康熙曾得过一场怪病，全身红疹，奇痒无比，宫中御医束手无策，康熙心情抑郁，微服出宫散心，信步走进一家小药铺，药铺郎中只开了便宜的大黄，嘱咐泡水沐浴，康熙按照嘱咐，如法沐浴，迅速好转，不过三日便痊愈了。为了感谢郎中，康熙写下“同修仁德，济世养生”，并送给他一座大药堂，起名“同仁堂”。

这就是家喻户晓的中华老子号品牌——同仁堂诞生的故事。一六六九年，同仁堂药铺落成。时过339年，这间比美国历史还长107年的百年老店深深影响着几个世纪的中国人，首先影响到的便是听到同仁堂诞生故事的人们，一家平民小店与皇室的故事，一个小郎中打败宫中御医的故事，在当时像是今天的头版新闻，故事中说明的高超医术夹杂着传奇色彩，看病的，或听故事的人群纷至沓来。

一个传统的商业品牌不像旅游品牌单纯贩卖精神食粮那样，能长久地依靠一个故事传递的精神来谋取利益，无论品牌故事多么动听，传统的商业品牌贩卖的始终是有型的产品和可感知的服务，产品更新换代，代替产品出现，与竞争对手同质化现象的出现，都决定了这样的品牌不可能因为一个故事，而延续几百年的生命。同仁堂也不行。

康熙的故事给了同仁堂强大的生命，但每一个生命都有尽头。延续生命，同仁堂还需要更多的传奇故事来提醒消费者他的存在。

在之后的发展中，同仁堂几乎和清朝的每一代皇帝都有故事，雍正元年，皇帝亲自授命同仁堂专办御药供奉，之后皇帝、后妃吃的药都是同仁堂制作的。慈禧垂帘听政时特别青睐同仁堂的养生保健配方，如珍珠粉，益母草膏，还特准跨过御药房直接供药。

 

 

新中国成立之后，同仁堂经理乐松生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985年，同仁堂成立315周年，庆祝大会开在了人民大会堂，李先念、彭真、乌兰夫、王震、薄一波、郑天翔、方毅等国家领导人纷纷为同仁堂题词，数量达到30余幅。

辉煌的故事有很多，但同仁堂毕竟是一家面向大众的药房，最令同仁堂深入人心的还是同仁堂与他的消费者之间的故事。同仁堂一直用心为每一个患者服务，每一天都会发生无数不起眼的小故事：

清朝，二月的北京城要掏泄水沟，但这让市民的出行很不方便，一不小心就会跌在污泥中。为了方便晚上的行人，同仁堂派出大量的人力，在掏沟的地方挂上白纱灯为行人指路。

旧中国同仁堂出资设粥场，施舍棉衣，救济穷苦百姓。

1984年《经济日报》登出一篇同仁堂顾客的感谢文章，事情起因只是一件一分钱的交易：顾客要购买一分钱的天仙腾，同仁堂的店员前后跑了两趟，认真地抓药，本以为大药房对小生意不感兴趣的顾客瞬间被感动了，回家立即撰写文章，盛赞同仁堂的敬业精神。

延续300多年的同仁堂，有辉煌的大故事，有感人的小故事，更有富含民族精神的历史故事：在20世纪初的那段特别时期，日本企图在中国进行资本渗透，控制中国经济，由于同仁堂名气大，日本商人屡次与同仁堂当家人会面，企图说服同仁堂允许其投资入股，都被同仁堂一口回绝。为了给同仁堂施压，日本商人在京城卖起了一种日本人研制的避暑开胃药“仁丹”，独特的功效让“仁丹”销量迅速上升，大大高于产品价值的“仁丹”赚走了大量的中国资本，为了抵制“仁丹”， 同仁堂组织大批老药工彻夜研制，最后炮制出一种“六神丸”。主治和功能，远远超过了日本的“仁丹”，价格还较仁丹便宜许多。日本商人见利益受损，企图用高价诱惑同仁堂出让六神丸的配方，但都遭到严辞拒绝。

这些故事在民间口口相传，郭宝昌将这些故事集合、编写成了历史长剧《大宅门》。2001年《大宅门》在央视热播，收视率一再攀升，这部反映同仁堂历史的巨片，称得上是中国人的一堂历史课，一个品牌和几个时代，同仁堂宛若一个民族英雄，延续不老的品牌神话。

今天，同仁堂仍在细细地讲述这些故事，2007年4月9日，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在北京崇文区繁华地段的一处四合院内，同仁堂博物馆在北京正式落成，历史故事生动了一个同仁堂，同仁堂的未来之路也更加清晰，那就是在历史故事之上续写故事……

 

600年品牌的养生术

 

1450年，也就是明朝永乐三年，中国第一家养生馆鹤年堂在北京宣武区菜市口大街正式成立，创始人丁鹤年家族执掌了120年（1405—1525年）共承袭四代；传到曹蒲飒家族，执掌230年（1525—1755年），共承袭七代；王圣一家族172年（1755---1927年），共承袭四代；刘一峰家族29年（1927—1956年），共两代；文革后恢复老字号品牌至今。是什么延续了这个600年的铂金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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