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大企业的管理者作为昔日的功臣，如果自我感觉良好，碰到困境的时候，就会对没有任何借口的执行倍加推崇，对外抱怨环境，对内抱怨执行。殊不知积极应对环境的挑战，应当没有任何借口的是自己。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相传为秦末汉初黄石公撰写的《素书》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所谓“正己而化人者顺”，良好的执行在反求诸己中水到渠成。

　　在执行不力中反躬自身

　　《素书》是秦末一本类似“语录体”的书籍，而执行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个概念，两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不过，作者黄石公心忧天下，在《素书》中记载的都是理身、理家、理国的箴言，而执行的成功亦取决于用人与得人。两者在处理以“人”为主体的活动中自有相通之处。鉴于秦亡的教训，《素书》更强调反求诸己，今天的管理者在痛感执行不力时从中不难受到一些启迪。

　　撩开《素书》“天人之道”的神秘面纱，可以看出其内容就是对古代帝王将相争夺天下、巩固政权、发展和建设过程中经验教训的总结，该书同时也根据他们之间不可避免的利益失衡，对封建统治术、用人术、理财术进行了针砭。从该书侧重于提供安邦治国、安身立命、建功立业的“密笈”来看，主要阐明的是“贤人君子”的用人术。“贤人君子”作为“劳心者”，任务当是“治人”，然而他们也深深知道，“劳力者”已经不可能像奴隶那样拨一下动一下：进入上层的“贤人君子”下面还要依靠较低层次的士阶层，在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历史经验面前，他们把用人当作“驭人”。从管理的意义上讲，“驭人”就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实现有效的控制。不过，与工程控制有所不同，“驭人”中的控制存在着互动的因素。《素书》以互动为基础考察用人的规律，在今天看来仍有积极意义。在管理中要求下级在执行时没有任何借口，作为一种理想状态加以提倡是可以的理解的，但是如果作为单方面的高压，那也属一厢情愿。

　　“贤人君子”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被用者，他们的用人就具有双重身份：在主子面前是被用者，面对主子时只能好自为之；在下级面前虽然是个用人者，却要受制于封建礼制，要求“部属”时仍然需从自身做起。因此他们的用人术也就是“反躬术”。有资料表明，黄石公的归隐是因为不满始皇帝的暴政。当秦朝统治迅速覆灭的时候，黄石公当然也会思考其中的教训，能够看出“灭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道理，将这种思考折射到用人术上，就是用人者的省察自心，反躬自身。《中庸》第14章中说：“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孟子·离娄章句上》中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诸子百家的思想是相互影响着的，黄石公的“反躬术”显然也受到了儒家反求诸己思想的影响。今天的职业经理人与《素书》所针对的主要读者对象非常相似，如果部属执行出了问题，理应反求诸己。

　　在险恶的宦海沉浮中，《素书》所强调的反求诸己是没有任何借口的。除了要避免人主“狡兔死走狗亨”之类的陷阱，也是为了防止因下属的渎职而累及自己。《素书》将人才标准分为三个等级：人之俊、人之豪、人之杰，人之俊是最低的等级，其要求是“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其中在几个方面对“足”的要求，应当是没有任何借口的；这是用人者应当达到的最基本的标准，至于对于人之豪、人之杰的要求，那标准就更高，用人者非加强自身的修养不可。那么，如果达不到上述那些对“足”的要求怎么办呢？黄石公用行动给出的答案是，个人归隐，不惜“没身”而终，这也是没有任何借口的。人们发现《素书》的时候，“上有秘戒：不许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素书》的第一代传人，汉刘邦的谋臣张良就做到了这一点，当他辅佐刘邦夺得天下之，没有发现合适的传人时，就把《素书》带进了自己的坟墓。这或许有些消极，那么其积极的做法就是在执行中不断地反求诸己。

　　执行与控制的二重性

　　《素书》原始章中说：“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封建社会是家天下，“贤人君子”虽然能够极人臣之位，仍然只是私姓朝廷的代理人，所谓“绝代之功”只能在执行中成就。在千里之外的“决胜”中，“贤人君子”既是控制者又是执行者，有时候还要身先士卒，不可能超脱于执行之外，必须将执行与控制结合起来。

　　在运筹帷幄必须考虑战略的可执行性，即重视规划纲领的实践性。与儒家的空论、道家的玄谈不同，《素书》对道、德、仁、义、礼的解释完全是以实际效果为导向的：“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从“人之所蹈”到“人之所履”，在管理中都是可执行性。它一方面在执行中可操作，另一方面反映了执行者与决策者利益的高度一致，执行的结果是合作各方的各有所得，是多赢。“贤人君子”就有必要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重新解释的道、德、仁、义、礼，以此作为成功执行的开始。《素书》认为，经过其重新解释的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将五者结合起来可以统称之为道，这样的道制定出来就是为了执行，“道不可以无始”。在实践中弘扬这些原则，既有利于执行也有利于控制。

　　在知行合一中牢牢掌握控制权，而最好的控制就是从控制自己开始。《素书》把控制叫做“本宗”，本宗的依据就是上述的道德标准，即“本德宗道”。这种本德宗道并不是仅仅要循规蹈矩，而是要牢牢掌握统治天下的权力，以便实施有效的治理。这大概是汲取了秦末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陈胜吴广倡导反秦，建立了政权“张楚”，但是后来局面失去了控制，以失败而告终。与一般讨论统治术的学派不同，《素书》讨论控制并没有研究控制对象，完全针对的是控制者自己。《素书》提出的“十五术”与其说是玩弄控制别人的权术，不如说是对“本德宗道”的实践，是“本德宗道”的知行合一。控制自己就是在执行方面严于律己，“十五术”中有七个是正面的要求，例如先于修德、乐于好善、神于至诚等等；有八个是反面的戒律，例如苦于多愿、幽于贪鄙、孤于自恃等等。显然，按照“十五术”控制住了自己，也就控制住了利益的诱惑，控制住部属也就不难了。在这里，我们很难分得清是在控制还是在执行。

　　成功的执行在于灵活应变，灵活应变即对全局利益的“遵而行之”。“贤人君子”作为皇家的代理人，无论执行还是控制都要时时处处从全局考虑问题，一方面随着形势的变化掌握战略主动权，另一方面要保证既定的方针能够落地。在大政方针明确之后，既需要灵活应变，又要在随机处置中体现“忠君”精神。《素书》把它叫做“宜”，既是权宜、适宜，又是合乎时宜，合乎正道，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中体现一个“义”字。这个“义”字既是一种契约精神，也是一种职业道德，“遵而行之者义也”，用“义”统领“遵而行之”。《素书》在遵义章中提出了“四十八宜”，讲得是“贤人君子”作为代理人在独立行使职权时应当注意的原则。“四十八宜”实际上是要克服四十八种不宜的情况，都需要建立在自我约束的基础之上。例如在控制中“略己而责人者不治。”（宽于待己却苛求别人的人，自然无法实施有效的治理。）“自厚而薄人者弃。”（自我满足而又鄙薄别人的，必定会被别人抛弃。）不过，无论执行还是控制都不是消极的，并不排除在切合时宜、事宜、机宜的情况下打破常规“以立功立事”。

　　没有任何借口的自我治理

　　将上述“四十八宜”反过来解读，就可以发现《素书》是在告诉我们：如果执行出了问题，都可以从我们自身找到根源。例如，“强用人者不畜（勉强任用那些志向不同的人，往往是留不住的）”，反过来解读人才留不住的问题，就可以明白那是因为志向不同。因此执行中的问题就可以通过自我治理来解决，例如在解决人才留不住的问题时就不必“强用人”。反过来的解读虽然不能在《素书》中找到一一对应的答案，总可以在整体中找到症结所在。

　　“道不可以非正”，应当坚持正当经营的价值指向。《素书》中“道不可以非正”的思想是贯彻始终的，除了有专章论述外，各章均有论及。《本德宗道章》中说：“短莫短于苟得”，北宋观文殿大学士张商英将此注释为，用不正当的方法得到东西，必定会通过不正当的方法失去它，即使苟且得到也不可能够长久拥有。《遵义章》中说：“决策于不仁者险”。张商英认为这是在依靠残忍无情的人运筹决策，其实也可以理解成是对“苟得”的进一步定性，“苟得”不仅是权宜之计的侥幸，往往是“不仁”的。自我治理的办法当然就是放弃这种“不仁”的决策。要想得到良好的执行首先要保证决策的正确，决策的正确不仅仅指得是方法上的神算，而是说要坚持光明正大的事业。得道多助，否则就会众叛亲离。执行中出现了败德行为，那就要看自己的决策是否有失德之处，假如决策是在钻政策的空子，那就很难保证执行者不会钻自己决策的空子。

　　“志不可以妄求”，在做大做强的努力中要注意“安身立命”。自我感觉良好的经营者尤其要重视这一点，在已经取得的业绩面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自我膨胀。把企业做大做强或者做强做大本身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当极度膨胀的“妄求”超越实际承受能力之后，很可能会失去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在失败者面前要励志；而在成功者面前就存在一个“志不可以妄求”的问题；反过来说，执行不甚理想很可能与我们的“妄求”有关。《本德宗道章》中说：“苦莫苦于多愿。”在多元化的追求中，要切记“悲莫悲于精散”（《本德宗道章》），这是因为“失其所强者弱”（《遵义章》），在执行中坚持和体现核心竞争力才是最重要的。执行是要求人的，《素书》专设“求人之志章”，用十八个“所以”阐明了“志不可以妄求”的注意事项，处处都体现了自我治理的精神。其中讲的虽然都是帝王、将相、谋臣安身立命的方法。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人士“得志”时的暮鼓晨钟。在企业发展中避免贪婪，不可以盲目扩张，这方面的自我治理也是不应当有任何借口的。

　　管理要顺应事理和自然之理，在“安而履之”中坚持可持续发展。管理者的自我治理当然包含着自我约束，但是这并非为了超凡脱俗，而是为了克服主观随意性，顺应事理和自然之理，在“安而履之”后获得理想的执行力。《安礼章》列举了四十四条事理和自然之理，自我治理就是要按照这些“天人之道”的精神顺理而动，“如此，理身、理家、理国，可也。”从四十四条事理和自然之理的内容来看，有些治国安邦的规则虽然和企业管理关系不大，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涵养环境、顺应人心、防伪杜渐等等对于企业管理者的自我治理不无裨益。例如，顺理就是因为“逆者难从，顺者易行；难从则乱。顺者易行”，用人者与执行者之间如果能够变博弈（逆）为合作（顺），就不难得到良好的执行。《安礼章》讲了十六个“同”，体现了用人者与执行者之间和而不同的精神，管理者如果能够据此进行自我治理，就一定能够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与执行者实现优势互补。总之，管理“不可与理违”是没有任何借口的。毫无疑问，通过“其身正而天下归”的自我治理，出色的执行就不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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