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宏基集团企业再造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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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基集团再造的背景
任何企业的国际化进程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宏基集团(以下简称为宏基)更是如此。1986年,宏基开始积极进入国际化经营阶段,实行了“龙腾国际”计划。该计划期望达到的目标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按照往年的成长幅度制订的。例如,人力资源增长20%,生产能力增长15%。但是,该计划刚实施就遭遇了产业变革。当时,生产能力每年提高15%已无法生存,必须提高2倍~3倍才能和同行业企业竞争。因此,按照旧结构所规划出来的扩张计划,方向是对的,但目标和模式是错误的,计划的执行造成人员过剩、效率递减、决策与新产品推出速度缓慢,导致成本偏高,公司运作开始进入非良性循环,竞争力也开始衰退。
就在问题逐渐酝酿,尚未出现明显征兆的时候,宏基电脑(集团核心企业)股票发行上市。由于恰逢台湾股市飙涨,宏基的投资决策变得大胆而不缜密。1990年,宏基以9 400万美元购并了美国高图斯(Altos)公司,后来的结果表明,这桩购并行为是宏基最为失败的投资案之一。当初购并高图斯的目的,在于获取其所掌握的迷你计算机技术能力,以及利用其在欧美的较为完善的国际化经营网络,从而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增强企业国际竞争能力。但是,当购并发生之后,整个计算机产业的主流已经从原来的大型计算机、迷你计算机,转向个人计算机。因此,购并高图斯的主要目的并未实现。而且,因为采取百分之百的购并方式,导致了严重的“消化不良”。高图斯公司原有的员工难以及时融入宏基的企业文化,双方沟通起来非常困难。而且,由于支付这些员工的费用极为高昂,于是,1991年,宏基在美国与欧洲的公司同时出现大量亏损,使原本已有组织膨胀问题的台湾总部,更加重了经营的困难,背上了快速成长所带来的沉重包袱。严峻的局面使宏基产生了进行再造工程的迫切要求。
此外,由于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80年代末开放了个人计算机环境,导致了计算机产业的一场无声革命。全球许多计算机厂商联手组成相容计算机的组装联盟,计算机的制造和销售从统合模式(Integration Mode)走向分工整合模式(Disintegration Mode)。产业变革的趋势也进一步推动了宏基企业再造工程的实施。
二、宏基集团再造的策略
宏基实施再造工程采取了三项具有创造性的策略:一是以速食店(快餐店)模式进行流程和经营方式再造;二是采用“主从架构” (Client-service)进行组织结构再造;三是以“全球品牌,结合地缘”为新的经营哲学,进行经营理念再造。
(一)速食店模式
宏基集团董事长施振荣曾用餐饮业来形容计算机市场。他认为,中国餐馆遍布全球,中国菜也经济实惠,但是缺乏企业化经营品质良莠不剂,因此,缺乏高水准的形象。这就如同采用台湾主机板的相容计算机厂商,也是全世界到处林立,但是产品品质参差不齐,没有品牌形象可言。而麦当劳以简单的菜单、企业化经营、统一的品牌,成为全球性连锁速食店。因此,宏基要取全球各地相容计算机厂商之长,并以麦当劳的运作模式避免其缺点。
所谓“速食店模式”,就是将原来在台湾生产计算机整机,转变为台湾生产主机板、外壳装置、监视器等组件,卖给其海外事业单位(即海外子公司),在市场当地组装,向市场提供最新的计算机,加快新产品推出与库存周转速度。
推行“速食店模式”,看来顺理成章,但却非一蹴可就。有几件事促成了“速食店模式”的形成。
1990年,为了打入美国市场,宏基启用了新品牌“ACROS”但是,由于已有类似的商标先行在台湾注册,使得宏基无法在台湾生产“ACROS”品牌的整机,只能在台湾生产半成品,再运到美国去装外壳、贴标签。这是宏基最早“当地组装”的雏形。由于有了这个起步,宏基便根据各种组件的特质,将其分为几个类别:(1)机种变化性不大的组件,如外装、电源供应器与软盘驱动器等。(2)集团自己供应、市场变化快速的主机板。(3)市场变化迅速、必须向外采购的产品,如微处理器、硬盘驱动器等。分门别类之后,便建立 不同的供料与库存管理:(1)第一类部件因为变化性不大,各海外事业单位可以预先大量麻风,风险很低,以海运补给即可。(2)为保证及时提供新产品,主机板采用空运供应,缺什么机种立刻补什么货,降低库存折旧的风险。(3)同样是速度的考虑,硬盘驱动器与微处理器由海外事业单位在当地就近采购。运用这套“模组化(Modules)制造”的管理,宏基可随时依市场需要,快速装配出不同的产品,并依据组件的最新价格,及时调整价格。
另外,宏基在1991年发展出的“矽奥技术(Chip-up)”与无螺丝外装两项重要技术,为“速食店模式”提供了技术支持。有了矽奥技术,就可以设计出万用主机板,适用各种微处理器;有了无螺丝外装,将所有组件组合成一部整机只需要30秒钟。这两项技术的发明,让装配工作变得简单,即使装配基地远在海外,产品品质也能够保持稳定。
当然,由于整个体系运作变得较以往复杂许多,宏基的海外事业单位在最初实施“速食店模式”时,无法适应新的筹运管理方式。后来,宏基派了一个小组到海外协助建立制度,海外事业单位在渡过适应和学习期后,速度与成本的优势渐渐显现。宏基的库存周转速度加快了1倍,不但降低了经营风险,而且也为新产品上市创造了有利条件;新产品上市时间提前了1个月;由于库存降低,出清存货的时间也随之缩短,推出新产品就更具时效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在模式改变之后,宏基的产品能够紧随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以往在台湾组装整机时,由于抓不准市场趋势,使得畅销的产品总是缺货,不畅销的产品又堆满仓库。现在,宏基在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4个装配基地,随时视市场需要,弹性装配交货,可及时适应市场的变化。
“速食店模式”对于宏基的意义,不仅在于解决速度与成本问题,而且它可能为未来的宏基带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近期目标来看,宏基计划进一步将“中央厨房”(即制造组件的事业单位)区域化。目前,宏基的“中央厨房”集中在亚洲。将来,当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势必要让“中央厨房”也向市场推移。宏基正准备在美洲和欧洲建立“中央厨房”,便于就近供应组件。届时,台湾总部所扮演的角色,将是发展新组件、调配新“菜单”,同时支援尚未达到规模的地区。
二)主从架构
在实行主从架构之前,宏基就已经按照业务性质的不同,将各事业单位分为以行销为导向的地区性事业群(Regional Business Unit)以及以制造为导向的策略性事业群。这是跨国企业经营的基本模式,但却为日后宏基创新的“主从架构”建立了雏形。
“主从架构”是计算机领域的术语。早期,计算机有运算能力的只有主机,终端机只是暂时输出入资料的装置,本身并没有处理能力。后来,当个人计算机功能愈来愈强、价格愈来愈便宜时,个人计算机可以胜任的工作层次也愈来愈高。如果全部依赖主机,不仅价格昂贵,而且大型主机也越来越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工作,因此,必须相当程度地依重个人计算机。但是,问题也由此而生,即个人计算机散置各处,如何进行分工、管理呢?于是,“主从架构”应运而生。
所谓“主从架构”,就是将散置于各处的个人计算机与不同功能的伺服机(Server)联接成一个完整的网络,每一部个人计算机都是独立运作的“主(Client)”,网络上随时提供最佳资源给工作站的伺服机是“从(Server)”,“主”和“从”密切而弹性地结合在一起。“主从架构”充分发挥了个人计算机的功能,又能适应复杂的工作,成本低,效率高,弹性大。
宏基认为,从发展背景来看,企业组织的演进与计算机正好不谋而合。对企业而言,面对市场的快速变化和激烈竞争,如果任何决策都要从事业单位反映到总部,再从总部下指令到事业单位去执行,在命令层层传达之间,商机瞬间即逝。因此,类似大型主机架构的金字塔型阶层组织,在速度与弹性方面势必要居于劣势。
1993年,宏基借用“主从架构”这一新兴的计算机架构,运用到其特有的管理模型之中。在这个管理架构中,宏基在全球的事业单位都是与当地企业合伙,并且当地股权过半,决策中心是各事业单位的股东大会,总部只能通过股东大会影响决策。各事业单位既是独立决策运作的“主”,又是互相支援,作为其他事业单位的“从”。例如,明基电脑(宏基集团所属企业)独立发展与制造监视器,是“主”的角色,其产品供应全球地区性事业单位,是最专业、最有效率的“从”。
在传统的阶层组织架构中,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互动,必须通过母公司,如果还有第三、四层的转投资事业,彼此的从属关系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在主从架构中,第一层“主”所投资的第二、三层“主”,无须通过上一层“主”,便可直接和任何“主”进行互动。
1995年9月问世的“渴望(Aspire)”多媒体家用电脑,是宏基产品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里程碑。这一被国际新闻界誉为“为家用电脑重下定义的”的计算机,它的意义不仅是一年200万部、高达上千亿新台币的业绩潜力,而且,更是宏基“主从架构”模式运作的一次代表性的典范。这项由美国宏基主导的计划,是集团成员通力合作的结果。从产品概念、软件界面、装机程序到营销策划,皆由美国宏基负责;机械与电子设计则由明基和宏基电脑支援;电视广告是新加坡和新西兰联合制作;代表产品形象的卡通人物“无得比小子(OOBE Boy)在南非设计。这些合作事宜并未通过总部,而是由各事业单位直接沟通配合。如果“渴望”电脑的开发,是通过传统组织结构的沟通方式,在总部与诸多事业单位之间呈报、争论、修改、核准,按照计算机行业研发全新产品的先例来推估,上市至少需要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而且,这项产品的大胆创意,极可能已经消磨殆尽。而“渴望”电脑仅花了9个月时间就推出上市,击破了美国大电脑公司在1994年圣诞节夸下的海口:“明天圣诞节要将宏基赶出美国市场”。
当然,在主从架构下,总部还是有必要制定某些运作规则的。宏基只对有关价格与品牌的大原则制定规矩。例如,策略性事业单位销售给地区性事业单位,价格不能高于市场公开价格,如果是自有品牌产品,必须要通过地区性事业单位行销;地区性事业单位必须提取营业收入的2%~5%,作为自有品牌产品的广告费用;策略性事业单位也必须提取产值的5‰,作为品牌推广发展基金。宏基只给各事业单位几点小约束,而让它们拥有相当大的经营自由度。例如,地区性事业单位可以向不同策略事业单位订货,自由选择最理想的供应商,如果策略性事业单位因此而倒闭,这表示它本来就缺乏竞争力;同样,策略性事业单位以服务代工客户的同等待遇,与地区性事业单位往来,如果自有品牌产品在市场竞争不过代工客户的产品,表明该地区性事业单位竞争能力不强。这样,宏基为各事业单位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竞争条件,让他们都能在各自的竞争市场上生存与发展。各事业单位以公开、合理的商业利益作为行为准则,各自对自己的股东负责,各为其“主”。如果事业单位的股东大会决议退出主从架构,随时都可以退出集团,但是从此它也就无法享用宏基集团所提供的良好的技术与品牌资源。有了这些原则性的规定,各事业单位在共同获利的大方向上不断成长。
对于主从架构的实施,宏基认为企业必须具备一些主客观条件。客观条件主要包括:(1)产业要具备相当的规模,使其分散经营之后还能独立运作、获利。如果产业规模不够大,分割之后,事业单位就无法生存。(2)业务必须具备相当的复杂度,否则,简单的业务由一个事业单位就可独立完成,无需“从”的协助。(3)完成业务者不只听命行事,而且能够独立做主。因此,一个主从架构下的成员,最基本的原则是:自己不能做的,找伙伴帮忙,而且随时准备支援伙伴。主观条件则主要包括:(1)企业领导人具有进行授权、采用分散式管理的意愿和决心。宏基认为,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正因为集权式的构架将资源放在总部,因此总部也负担了全部的风险。主从架构是让各事业单位自主决策,自己担负决策风险,也就是让担负风险的单位来作决策,反而能够分散并降低总部的风险。(2)各事业单位具有足够的决策与执行能力,而且成员彼此间能有大方向的规范,为共同的利益而合作。
(三)全球品牌,结合地缘
所谓“全球品牌”,是指创造属于宏基自己的、具有全球知名度的品牌,建立全球性的制造和营销网络,塑造全球性跨国公司的优良形象。
与大多数台湾企业不同,宏基在创业早期即将自创品牌作为自己的一项追求。1981年,宏基推出了第一项自创品牌产品——“小教授一号”电脑,成功地打开了国际行销网络。但是,宏基乃是在形象被完全否定的劣势下,踏出国际化的第一步。当他们开始在海外推广“小教授一号”时,收到一封新加坡进口商的回函,信上写着:“台湾不是生产电脑的地方,我没兴趣”。众所周知,台湾一向以制造见长。如果为台湾制造能力打分数,大概可得70分至95分;研究开发能力次之,介于30分至70分;行销能力大概只有5分到30分。因此,大量生产的产品没有有效行销,只能靠杀价竞争,如此一来,便无法摆脱低品质的形象。在国际间甚至有“MIT(Made In Taiwan)=30%Off(“台湾制”代表杀价三成)的惯例。因而,宏基认为,要建立行销能力,必须塑造良好的企业与品牌形象。如果一家企业的产品能成为世界知名品牌,而且制造地点遍布各国,从短期来看,可以减少“台湾制”形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长期而言,则能顺势改善国际间对台湾的观感。
宏基在80年代初期、中期的品牌是“Multitcch”。在全世界,以“——tech”为名的计算机公司不胜枚举,原来的名称既没有差异化,又因雷同性太高,在许多国家不能注册,导致无法推广品牌。因此,当宏基加速国际化步伐时,就不得不考虑更换品牌。“Acer”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从数万个名字中筛选产生。它是个拉丁字,是“积极、有活力”之意,简短响亮、没有负面联想的谐音,还隐含王牌(Ace)的意思。最大的好处是,在各种展览与资料索引中,只要厂商是按名称的字母排序,Acer经常名列首位,顾客即使惊鸿一瞥都会印象深刻。1994年,根据美国评估公司的估价,Acer品牌已经价值1亿8千万美元,是台湾价值最高的品牌。宏基董事长施振荣认为还不止于此,即使有人愿意出价10亿美元,他也不会卖掉这一品牌。
1988年,宏基进军日本市场。此时正是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开始登陆日本市场,日本人充满危机意识的时候。许多日本媒体认为宏基将如其他台湾计算机企业一样,以杀价作为竞争的武器。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宏基的定价竟和日本计算机一样,走的是高价路线。宏基绝不愿自己的科技与创新实力,初亮相就被扭曲为“便宜无好货”。宏基认为,形象比事实先被接触,形象也比事实简单。而且,不论企业形象或产品形象,由高定位调整为低定位很容易,但是,以低定位调整到高定位却是相当困难。更重要的是,在台湾整体产业形象已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如果还把产品放在低定位,那就更难扭转劣势了。
此外,宏基建立形象的另一重要策略是“创新”,因为领先的技术与创新的产品,是提高品牌形象最好的工具。早期,宏基每年以营业额的5%投入研究发展,不断以先进技术与产品去营造创新的形象。1986年,宏基领先IBM推出32位元个人计算机;4年后,将32位元的计算机技术授权给美国优利系统公司(Unisys);1992年,整合计算机与消费性电子技术,领先开发兼具通讯、教育、娱乐、视听的多媒体个人计算机Acer PAC,该产品被美国《财富杂志》(Fortune)评为“焦点产品(Product to Watch)”;随后,又推出“工作站功能、个人电脑价格”的Acer formula,翻新64位元个人计算机架构,《远东经济评论》与美国《商业周刊》分别以“亚洲的王牌”和“超越追随、领先群伦”为题对此加以报导;1995年,“渴望”多媒体家用电脑更堪称是宏基近年新产品中的代表作。CNN等多家电视网、《华尔待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美联社、路透社都对该项产品进行了介绍。这使得宏基完全摆脱“30%Off”的形象,与康柏等计算机巨人的产品价位差距,也拉近至3%。
回顾宏基自创品牌的历程,可以总结出两条重要经验:(1)自创品牌是长期工作,不是非赚即赔的买卖,所以不能孤注一掷,必须运用策略调配速度。(2)企业必须避免自我膨胀,要更有自觉性地稳扎稳打。企业在自创品牌之后,媒体报导多,知名度较高,甚至外界的评价也会比较高,但企业绝不能错估自己的资源与实力,去从事超过自己能力的投资或其他活动。
当然,宏基在塑造“全球品牌”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阻碍。例如,1991年宏基发展出独步全球的“矽奥技术”,宏基董事长施振荣特地前往纽约,向《华尔街日报》与《商业周刊》等媒体宣布这项突破,但却没有获得回响。因为这不是美国人的成就,美国的读者没有切身感,重要性因而被打了折扣。因此,同样是技术创新,美国企业与非美国企业在美国所获得的肯定,犹如天壤之别。面对困难,宏基没有退缩,而是另辟蹊径,采用“结合地缘”的国际化策略来有效地突破瓶颈。
所谓“结合地缘”,是指宏基与国外当地合伙人共同创办其海外事业单位,并且实行当地股权过半的政策。乍看起来,“结合地缘”与塑造形象的关系似乎不大,但事实上,却是突破“MIT(Made In Taiwen)”刻板形象的重要策略。对发达国家而言,宏基实行当地化经营,又是当地的上市公司,当地人就没有借口挑剔宏基的产品。而在发展中国家当地化,让当地伙伴拥有过半数的股权,宏基虽拥有国际性品牌,却没有一般跨国企业经济侵略的形象,消费者更愿意接纳宏基。而且,由于当地合伙人拥有过半股权,其更注重企业的形象与信用,并致力保护当地消费者。从1993年起,宏基囊括拉丁美洲、东南亚、中东三大区域的第一品牌;次年,原来连年亏损的美国宏基不但转亏为盈,还在强敌环伺下跻身第九大品牌,使宏基品牌进入世界前十名,名列第七。
此外,宏基采取“结合地缘”的策略,还可以获得以下好处:(1)与当地合伙人组成利益共同体。当地合伙人不仅可以共担风险,而且由于熟悉当地市场与国情,加之具有利益上的动力,能够较好地解决台湾总部与其各海外事业单位距离遥远、难以管理的问题,不断改善各事业单位的经营管理。(2)有利于吸引人才。实行当地化经营,以当地企业,特别是发达国家当地企业的角色出现,才能招聘优秀人才为宏基效命。(3)有利于突破保护主义的市场障碍。
在“结合地缘”的策略中,除了“当地股权过半”以外,还包括一项“21In21”的内容,即宏基在21世纪要有21家联属企业在全球上市。从“当地股权过半”到“21In21”,是以联属企业在各地股票上市,实现更进一步的当地化。可以预见,计算机产业将会发展出极为庞大的市场,宏基要掌握未来的机会,必定要有更多的资源,股票上市就是为这些资源而预作准备。通过股票上市,可以就地筹措资本,宏基才有机会成为当地数一数二的公司,并且提高企业形象。
“21In21”对宏基的意义非比寻常,它接续着“速食店模式”所带动的再造工程,将宏基带入另一个起飞阶段。1994年1月,宏基提出“2000In2000”(公元2 000年达到年营业额2 000亿新台币)的目标。1995年,宏基集团的营业额增长77%,达到1 500余亿新台币,使这个目标大幅修正为提前4年,于1996年实现。现在,外界推测宏基2 000年的营业额将达到3 000亿新台币,但宏基自己估计可望达到4 000亿新 台币,也就是在原计划上翻一番。这一成就正是由于“21In21”策略成功的结果。因为,这个理念向全球合伙人及同仁传达一个宣示性的信息:“这个公司迟早是你的!”这个理念创造出一个共结伙伴的基本环境,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之下,合伙人才有时时压低风险,积极掌握机会的意愿。
有了“21In21”,速食店模式与主从架构的功能才能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速食店模式、主从架构与当地股权过半是“三位一体”的,而后者又是核心。例如,如果没有主从架构,推行速食店模式时,只要各地区性事业单位零组件补给碰到一点困难,就会依赖总部解决。但在主从架构的组织策略下,地区性事业单位已经是“主”,就得有独立运作的能力,不能事事依赖总部,这样才能 建立起自主能力。但是,如果没有诱因让事业单位独立负责,他们总归还是会依赖总部,所以让当地股权过半,经营者有切身利害才会致力公司经营,否则,授权的结果可能导致各事业单位自生自灭。这些策略召集已是紧密契合,构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体系。
当然,宏基的“结合地缘”策略也不是毫无问题。例如,合伙人自己的事业过大、太过多元化,合资公司对其而言,重要性相对较小,因此派过来的经理人层级太低。或者,因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必须扩大规模,宏基希望能够增资,但对方却不希望宏基介入经营。这些问题必须要通过谈判,寻求共识以求解决。大体而言,除少数地区以外,宏基在合资之前,与合伙人已有长久的业务合作关系,而且宏基多年来的管理与文化也始终一致,所以,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分散式国际化架构的好处就是,即使少数事业单位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大局。
三、宏基集团再造的经验
宏基认为,企业再造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以下几条经验对其今后的再造是极为重要的,并且,对其他企业的再造也可起到借鉴作用。
首先,企业在进行再造过程中,运用反向思考有助于突破瓶颈。与欧美企业不同,宏基再造的特点之一,是仍以原来的决策与管理者为主导来作调整,运用反向思考发展出新的模式,并且以渐进的方式推动,任何措施都有缓冲时间,视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以不伤及企业元气为主。
其次,新的经营模式必须通过沟通来形成共识,企业转型难免会有冲突,如果决策者从悲观的角度去看待冲突,就会唯恐企业产生混乱局面,宁愿息事宁人。事实上,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冲突就是共识形成的过程,只要沟通得宜,通过时间消弥歧见、达成一致,冲突就会自然消除。
再次,要有贯彻执行的信念,并适时宣传战果。在再造过程中,因为结果的不确定性,员工必然会产生反弹与茫然,所以,决策者必须有坚持与贯彻的毅力。而且,必须订立阶段性目标,一旦达成阶段性目标,要适时地宣传战果,鼓舞士气,让大家感受到努力的成果。如果等到完全达到目标才宣布,恐怕旷日费时,士气早已涣散。
最后,在企业再造过程中,领导人的任务是提出创新思考,并将原本概念模糊的新策略具体化,通过积极沟通,形成共识,然后明确宣示行动。其他同仁则扮演将策略传承、执行与放大的角色。环环相扣,都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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