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营上成功的企业主，宗庆后近20年来始终没有远离媒体的聚光灯圈，他以果敢的经营策略、娴熟的公关技能和卓越的管理业绩，诠释了“名人”的涵义。他曾是很多新阶层学习的榜样，但现在，因为一场“偷漏税风波”，他成了千夫所指。

　　大约半月前，有人举报称，宗庆后曾隐瞒巨额境内外收入偷税2亿多元，被杭州税务部门查处后，宗氏补交了这笔税款。作为一个一贯标榜“廉价CEO”和“民族利益”的企业主，宗庆后无疑因此事自打了一个大耳光。

　　不过，宗庆后不愧是善打“民族”牌的聪明人，他就税务丑闻立即反击，称这是竞争方达能公司的“策划”，暗示达能此举目的是打压中国的民族企业家。在“民族利益”的大旗下，本来对宗庆后偷税行为充满愤慨的很多国人立即又反过来支持宗氏。

　　巨额偷税，不仅是违法行为，而且是犯罪，对于一个应当讲求社会责任的知名企业家来说，偷税行为本来足以使其毁掉一切——信誉、名誉、金钱、社会地位。但在“民族利益”的口号下，这起本来比较明朗的事件，立即变得模糊和复杂起来。违法的偷税，变成了对民族利益的维护，国人本应对偷税者的批判，变成了对案外人的抵制情绪。

　　如果前溯宗庆后的许多言论不难发现，他曾经屡次成功地打响“民族利益”的品牌——在娃哈哈与达能公司的争斗中，宗氏把矛盾归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争斗，把维护娃哈哈的企业利益说成了捍卫国家经济安全；他甚至成功地利用奥运会的火炬传递为自己的企业做文章，他一边抨击破坏奥运火炬传递的行为，一边感慨“对中国在全球化的道路上，不断被西方国家压制”，进而直接引出娃哈哈与达能之争就是中国被西方国家压制。

　　诸如此类的言论，在网上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不少人受“民族利益”的激扬，不分青红皂白支持宗庆后。

　　我理解那些无原则支持宗庆后的人们，这些被舆论称为“愤青”者的情绪，根子上就是在民族利益之争上，“放下内争，一致对外”。近年来，一些人甚至极端地抵制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把这场关系人类发展速度和未来的保护运动亦归咎于西方对中国的打压。

　　毫无疑问，宗庆后非常了解并善于利用部分国人的这种所谓“民族利益”情结，他把一切本属企业的正常法律事务都上升到国家对抗和民族抗争的高度，借此赢得了部分人无原则的支持。

　　好在中国早已开始步入理性时代，作为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法治”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基本社会价值标准，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基本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已在中国建立，现代司法理念和制度亦开始融入中国社会。因此，尽管宗庆后会煽情、善打民族牌，但这终究只能赢得一些眼球和情绪支持，在决定利益的机制上，他的“民族利益”牌不仅不奏效，而且能让世人更容易看清他的面目。

　　现在，该补交的税，他还是要交，甚至也不排除司法机关追究他的偷税责任；和达能之间的官司，依然必须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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