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走出“外资依赖症”?
作者:杨速炎 291
此处之“症”不是指外资对内资的简单比例,而是指外资对有效率的内资的比例(有效率的内资指民资),2003年中国外资对民资的比例为0.58。这一比例高于新加坡和荷兰,仅低于爱尔兰。而这三国是全球公认的外资依赖国——它们是很小的国家,容易依赖外资。
如果放松尺度,把集体企业都算作私营企业,则比例降至0.29。可以认为,2003年中国外资依赖度的上限和下限是0.58和0.29。
一般来讲,大的国家相对独立,较少依赖外资。即使按照下限比较,中国的外资依赖度也已接近公认的外资依赖国。这对一个大陆经济形体、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来讲是值得警惕的。1990年代,美国外国直接投资与内资的百分比只有0.062,同期,韩国的这个比例是0.011。
面对现状,中国如何避免陷入依附式发展的泥潭?
“外资导向型”的中国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有目共睹。近几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的直接投资额超过500亿美元,已成为全球最大的FDI(全称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流入国之一。可以将中国引入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作是一剂药:它克服了中国金融体制的一些弊病使受歧视的民营企业家获得一定资金。但买药是要花钱的,中国正在支付成本。
首先是对外的依存度问题。目前,FDI总量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40%,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及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另外,从上世纪90年代起,在外资企业主导出口的带动下,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一路攀升,2004年更达到80%的历史最高峰,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强劲的出口,本不是什么悲伤的事情,问题在于对外依存度集中在外资企业所主导的出口加工业上,有关“外企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安全构成危险”的问题成为热点话题。人们担心对外依存度过高,一旦外资撤离又没有足够的资本及时注入,或出口环境突然恶化时,将会大大危及相关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和发展。
从产业层面来看,外资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行业的控制和支配上。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在许多领域都已形成垄断地位,在中国所认定的四个支柱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在其中两个行业均有出色的表现。在电子和通信行业等国家重点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份额也早已超过国内比例。
目前,外商在华投资方式已由过去的合作、合资过渡到现在的独资和控股,外商企业独资化趋势的负效应,不利于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等利用外资战略目标的实现。
再次,随着FDI的迅速膨胀,中国让出庞大市场空间的同时也患上核心技术缺乏症。首要原因是跨国公司对技术的封堵战略,其次中国企业技术缺乏消化、吸收、创新热情和能力。长期以往,外企凭借垄断主导产业和战略产业的核心技术,就能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和利益空间。相比之下,国内企业由于处在产业链的最低端,所分配的利润永远最少。
2002年开始,外资企业在牢牢控制原有城市阵地的基础上,又刮起一阵阵“降价风潮”,以此作为进军农村市场的前奏。可口可乐、麦当劳、惠普、IBM、SAP、宝洁、欧莱雅、宜家、联合利华等外资巨头在中国打滚多年,逐渐学会运用价格利刃这一竞争武器,提出“中端市场低端化”的经营口号。当前外资巨头向下渗透,进军中低市场,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面对外资巨头的强势攻击,原本以低成本在农村市场立足的民族企业感到危机重重。
中国经济中所呈现的“外资导向型”的趋势令人担忧,随之而来的“警惕拉美化”的思潮更把依赖外资的话题推向高峰。
外资政策应“与时俱进”
有评论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招商引资的能力提高,但自主创新的能力却受到抑制和削弱,中国经济总量增加了,但经济的自控力和安全性却逐渐降低。因此,调整中国引进外资的战略,强化中国经济主体意识,是防止依赖外资的重要方面。
积极吸引外资是中国的大政方针之一,但是进入新世纪,中国传统引资思路却没有“与时俱进”。例如,一些地方政府重引资数量而忽视引资质量,经常将造纸、建材、制药、纺织、化工等劳动密集、自然资源密集、污染密集的产业引入我国,从而导致资源大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使引进外资战略的可持续性大大减弱。例如印尼某集团在中国南方大规模投资“林浆纸一体化”项目,造成大片树林被毁、土地退化、地下水位下降、生态失衡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国家发改委表示,中国虽然具有引进外资的优势,但引进外资同时也将消耗大量不能进口或不可再生的资源的问题也不可忽视。如果不注意到这一点,中国的引进外资战略将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国家的战略。
我国所制定的投资鼓励政策,有很多只适用于外国投资者,对内外投资者不能一视同仁,一定程度上造成市场机制的扭曲。例如减免税优惠和费用扣除政策的不同,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大约15%,二者相差一倍多。这既导致中外企业竞争的不平等,造成外资企业通过各种避税手段转移利润,明显有违税收最基本的平等原则,也不符合世贸组织倡导的自由贸易和平等竞争原则。其后果是排挤内资投资者、降低外资质量、损害国家利益,最终影响有效利用外资目的的实现,甚至出现内资千方百计变成外资,再向国内投资的现象。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引资思路应该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国家经济安全,“质量和效益双管齐下”。在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中,中国的引资思路应该将外资从享受特殊公民待遇的位置,调整到公平竞争和作为提高内资技术开发能力和竞争力的陪练角色。同时,面对跨国并购、股权转让等新投资方式的出现,我国应该尽早制定相应法律与实施细则,跟上国际资本流动趋势,这对新世纪我国扩大吸收外资规模和提高引资水平十分必要。
大力倡导自主创新精神
在争论不休的“市场换技术”问题上,人们渐渐意识到自主创新对于中国免于“依赖外资”的重要性。在科学、合理、高效利用外资的同时,避免对其过度依赖,走自主开发创新是必经之路。作为一个大国,要具备自主创新的不竭源泉,战略性技术必须依靠自己力量进行研发。只有自主研发能力的提高,才能真正抵御危害我国经济安全的现象发生。2006年新年伊始,中央就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大力提倡“自主创新精神”。作为创建“创新型国家”主力军的行业龙头企业,在面临着被某些跨国巨头以“并购”的名义进行“洗牌”的关键时刻,最为重要的还是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
首先,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我国高校及附属科研机构拥有70%的高新技术成果,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企业和高校分离模式,使大量科技成果没有完全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我们应该尽快推广这种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使大量的技术成果得以开发和应用。
其次,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我国“R&D经费支出总额”的国际排位虽然连年提高,但从R&D经费占GDP比重来看,我国和发达国家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再加上我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比例失调,应用、开发上的投资相对薄弱,这将会使我国在知识经济发展道路上步履维艰。因此,政府应该大力扶持国家重点技术改造项目,为高科技、特别是中小高科技企业提供多渠道融资的条件。
再次,创造鼓励和引导创新的政策体制环境。完善的政策体制环境是技术创新体系建立的可靠保证。1999年4月我国出台了《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从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鼓励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保障高新技术企业经营自主权等方面制订了新的政策,为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提供了法制保障。虽然如此,我国在鼓励创新的政策环境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跟进。只有日益完善的政策法制环境和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多方的协同努力,我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才会加快进展,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
最后,随着研发国际化及企业间策略性技术联盟的发展,各大跨国公司均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联系结成一张覆盖全球的复杂技术网络,并通过这一网络将全球科学技术资源控制在手中,从而强化自己在技术供应方面的垄断地位。为了应对这种状况,我国企业应该加强国示合作,争取入盟跨国公司主导的技术研发活动,以求融入全球技术开发的主流趋势。
拓宽思路扩大内需
从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战略来看,扩大内需、优化投资消费结构、刺激消费需求,是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发展空间的战略举措,也是缓解外资依赖的重要措施。通过扩大内需,国产产品的自身消化能力得到提高,对外贸的依赖程度降低,在国际谈判方面将具有更为主动的位置。2005年12月,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表示,中国财政在今后五年将支持促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农村是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最近几年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一直高于城镇居民,2000年到2004年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75.3%,而同期市民为69.5%。农村在耐用消费品方面还存在着庞大的市场空间。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目前中国最应启动内需的地方就是农村。政府应把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向农村市场建设,来一次“新农村建设运动”,其要旨是改进现有与农村生活有关的一些基础设施。
加快建立社会保障新制度,树立消费者信心,引导消费者的支出预期。自1998年实施住房、医疗、教育的全面市场化改革以来,快速上涨的房价、虚高不止的医疗费用、高昂的子女教育支出像压在中低收入阶层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因此,在这三大问题的压力没有被有效化解之前,部分人群的消费水平很难有实质性提高。只有解决了保障问题,消除后顾之忧,才有可能使他们增加消费,扩大内需。
加大支柱产业对内需的刺激作用。央行认为,发展房地产业可以拉动内需,扩大消费,加速实现城镇化。但房价高企极大得抑制居民的住房需求,政府应该通过深化房改,降低房价,才能把大多数人推向商品房市场,才能使住房消费真正成为消费热点。同样是拉动内需的汽车工业也因为高油价而停滞不前,高油价已经影响到了八成消费者的购车计划。在住房和汽车两大消费热点上,国家综合管理部门建议,2006年实施“稳房促车”的消费政策以拉动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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