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全新人才标准
2004,中国人才年：建构全新人才标准 . 上海以本科划了一条线，将本科线以下的学历推出其势力范围之外，倒是又给了外 人一些关于上海人排外的口实。这次不仅是上海人排外，而且连上海政府也排外了。建 造国际化的大都市需要高素质高学历的人才自然无可厚非，建立特立独行的人才引进机 制也丝毫不为过分，可是，将学历作为唯一衡量人才的标准，确实是有一些不尽如人意 的地方，于是引起是非之争也就理所当然。 学历当然是重要的。但这只是区分了傻子和非傻子。一个傻子是肯定不会得到高学 历的。非傻子的数量远远高于高学历所能容纳的最大数量，那么相当一部分非傻子就不 得不与高学历擦身而过，这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每个人都是高学历，那就没有人 从事基础劳动，到头来绝大多数人抱着金灿灿的文凭饿死街头。可是谁敢说取得了高学 历的人最终就成为了上层建筑的中坚力量，谁又敢说非高学历的人就得一辈子面朝黄土 背朝天永远过着清淡逍遥的生活。举比尔·盖茨的例子似乎不太合适，因为他会引发新一 轮的大学中途休学创业的浪潮，休学创业的机会成本实在太高，如他一战成名并且最终 笑傲世界首富榜数十年的人毕竟从古到今唯他一人，其他许许多多蹈他老路的人们大都 辗转不久便铩羽而还。当然，更值得举的例子是林元培，他在上海设计了杨浦、南浦、 徐浦、卢浦4座大桥，但他只是中专毕业，按现在的学历标准，可能也不算人才。这样的 反例可以一把颠覆上海的人才政策，而且应该没有什么人会产生盲目效仿的念头o。 所以，中国迫切需要在世界第一个人才年到来的时候，确定一个适合中国目前国情 并且让别人感觉合情合理的人才标准，也许结果也是众口难调莫衷一是，但是至少不要 像上海那么盲目的一刀切，遭到众口一致的口诛笔伐。 美国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提出“绩效管理”，强调业绩是人才评判的重要标准，进入 ２１世纪又提出要创造一个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经济，设计了新的绩效与能力素质标准 ；给世人以保守印象的英国近年来在人才政策上也进行了调整，对人才的定义不再局限 于获得硕士学位以上的人；一贯重学历重资历的日本，在人事改革中明确提出“能力主义 ”，并取消了学历统计。 看起来东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人才标准都不尽相同，但都是向着一个方向调整，就是 向轻学历重能力的方面转化，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它们的标准也许无法服众，可是 它们国家取得的成就却有目共睹。是谁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推到如此高的成就，肯 定就是人才，如果它们的人才标准和体系不先进，如何能够留住人才和用好人才，从这 点意义上看，它们的标准至少比我们的要合理一些。 可是，毕竟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不同，会造成一些人才观念和人才标 准的差异，这是正常的。只是如果我们还是引用1982年的那种人才标准，认为中专以上 学历和初级以上职称的人就是人才，那显然有点不合时宜了。且不说单用学历和资历来 评价有失公允，就算是合理，用中专、初级一条线作为现在的人才标准也是很不合理的 。历史在发展，每个阶段、每个城市、每个层面、每个工种，人才标准都是相去甚远的 ，如果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不但无法将每个人才的功能发挥到极致，也无法保证有些 不是人才但真正合适的人偏偏就不幸成了漏网之鱼。这样的制度绝对不合适社会主义的 发展，而我们国家是致力于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 如今，可喜的是国家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进入高等教育的幸运儿越来越 多，这些都是好事，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除了基础教育和中级教育的普及，没有 其他任何的道路可以走的通。可是，培养出了人，我们却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来衡量他 是不是一个人才，他适合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这样就将教育的功能抹煞了大半，这显然 不是国家需要的结果。于是，建立一套全新的可行的人才标准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如 果我们设计的人才标准能够真正科学合理完善的区分真正的人才，能够将每个人才的能 力发挥到他所能承载的最高 境界，那样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事半功倍。如此一来，真是民之大幸，国之大幸。
建构全新人才标准